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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7章第一屆國際工人與勞動者科技成果大會

1929年5月中旬,柏林

新生的德意誌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邁入第十一個年頭之際,其最深邃的力量不僅體現在地圖上擴張的紅色版圖和五年計劃裡跳動的數字上,更蘊藏在那些遍布全國的實驗室、設計院、試車場和高等技術學校的忙碌之中。

這是一種不同以往的科技發展路徑,他是在韋格納思想明確指引下,由強大的國家計劃驅動,並始終對準一個清晰的目的:

提升社會生產的總體效率,並直接改善最廣大勞動者的生活與勞動條件。

柏林國家計劃委員會科學與技術發展局的機密評估報告,勾勒出了這條獨特科技路徑的輪廓:

舊德國留下的龐大科技遺產——以西門子、克虜伯、法本為代表的工業實驗室,以哥廷根、柏林大學為核心的理論研究群體在新的德國建立之後並未被摧毀,而是經曆了新政府引導之下的徹底的所有製與方向革命。

私有專利壁壘被打破,研究資源由國家根據長期計劃統一調配。原先服務於軍備競賽和壟斷利潤的研究,被係統性地轉向兩個方向:

民用化與效率提升:

克虜伯的冶金專家不再專註於如何讓炮彈穿透更厚的裝甲,而是研究如何讓合金材料的深入研究。

法本的化學天才們,從毒氣與烈性炸藥轉向了合成肥料、人造纖維、以及價格低廉的抗生素。

在韋格納“為未來二十年布局”的指示下,國家以可觀但不盲目的投入,支持著數個未來技術實驗中心。

哥廷根大學的空氣動力學研究,在理論上已遠超齊柏林飛艇的需求,早已開始探索後掠翼和噴氣推進的數學原理;

柏林威廉皇帝學會(現已更名為“社會主義科學促進會”)的物理學家們,在核物理領域繼續開拓著最新的科研理論,一座小型回旋加速器的建設已在規劃中;

火箭愛好者協會被收編為“航天推進技術研究小組”,在柏林郊外進行著方向明確的固體與液體燃料測試。

最具“紅德”特色的,是那些直接源於社會需求、由計劃催生的科技項目:

第一個便是人民汽車與交通網絡的順利完成。

基於強調耐用性與易維護性的國民車項目人民汽車已宣布圓滿完成。

與之配套的,不僅是高速公路網,還有一套基於編碼和信號燈的標準化道路交通管理係統在全國主要城市開始了試點,以減少事故、提高效率。

公共汽車和無軌電車采用了更經濟的柴油發動機和新型電氣設備。

隨著基礎科學的穩步發展,德國政府推進了廚房革命與家庭電氣化。

在確保發電量穩步增長的前提下,德國的國家電器設計院推出了一係列堅固、安全、模塊化的家用電器原型:

標準型電灶、機械式冰箱、滾筒式洗衣機。

它們設計簡潔,力求零件通用,便於維修。

價格通過大規模計劃生產和國家補貼控製在工人家庭的可承受範圍內,這些事物的普及被政府視為

“提高社會再生產率”和“解放婦女勞動力”的戰略舉措。

在醫療與公共衛生技術方麵,基於國內強大的化工基礎,磺胺類藥物已實現量產並納入基本醫療保險。

對抗結核病的卡介苗接種計劃在城市兒童中全麵鋪開。

旨在改善工人勞動環境的工業人體工程學的研究也開始起步,設計更合理的車床操作臺、減震工具、可調節照明設施。

通信與大眾媒介方麵,無線電技術不僅用於軍事和宣傳,更用在了推廣價格低廉的人民收音機,並著手規劃第一批定期播放教育、文化節目的全國性和世界性的廣播頻道。

電影膠片的生產和質量得到提升,用於製作技術培訓影片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電影。

德國還建成了新型的科研體係,

“研究所—設計院—模範工廠”的三結合模式成為標準流程。

科學家和工程師被鼓勵定期下廠勞動,工人中的技術革新能手也被選拔進入設計院培訓。

獎勵製度存在,但更強調集體榮譽和對社會貢獻的認可,而非巨額的私人專利收益。

科技倫理委員會開始討論新技術的社會影響,例如初步探討自動化可能帶來的就業結構變化。

這就是目前紅德的科技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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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或許在某個最尖端的點上不如資源無限集中的美國資本或軍事需求驅動的蘇聯那般孤註一擲,但它更均衡、更係統,且每一條分支都清晰指向鞏固國力與改善民生這兩大目標。

德國政府試圖證明,社會主義製度不僅能公平地分配財富,更能更有計劃、更負責任地創造和駕馭技術力量。

就在這份內部評估報告被韋格納仔細審閱的同時,一項更大膽的倡議已進入最後籌備階段。

初夏的一天,韋格納召集了施密特、科技教育人民委員以及宣傳部門的負責人。

“同誌們,我們展示製度優越性,不能隻靠對比失業率和嬰兒死亡率。”

韋格納開門見山,

“我們需要一個更直觀、更能激發人類共同向往的舞臺,來展示社會主義不僅僅是分配,更是更先進的生產和創造,是更能讓科學技術為人類福祉服務的製度。”

韋格納提出了醞釀已久的計劃:

“我提議,由我們發起,在柏林舉辦第一屆國際工人與勞動者科技成果大會。

我們的大會,主角是那些在車間、實驗室、田間地頭,為改進生產、改善生活而做出實用技術革新的普通勞動者、工程師、技術員。”

韋格納接著闡述核心理念:

科技大會的主題是“技術屬於人民,創造改善生活”。

聚焦民用、工農業實用技術,排斥純武器展示。

參會者向全球所有國家、地區的工會、工人合作社、社會主義政黨、進步學術團體發出公開邀請,無論其國家是否與我們有外交關係

我們都會提供簽證便利和部分資助。

特彆鼓勵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代表,帶來他們因地製宜的解決方案。

在內容方麵設立多個主題展區與論壇:如“勞動保護與工具革新”、“農業機械化與小水利”、“家庭電氣化與公共衛生”、“基礎教育與科普工具”、“社會主義城市規劃雛形”等。

形式上不僅要有展覽、報告,更要有實際操作工作坊,讓各國的工人代表能親手體驗、交流技藝。

這次大會的政治寓意在於,這將是一次對資本主義科技路線的公開批判——他們的科技被專利牆分割,為利潤服務,常帶來失業;我們的科技共享、協作,旨在提升全民福祉和勞動尊嚴。

“這將是一場技術領域的國際歌,”

韋格納目光灼灼看著同誌們,

“我們要向世界證明,無產階級不僅能打破舊世界,更善於建設一個技術上更先進、應用上更人道的新世界。

蘇聯同誌會提供支持,展示集體化的農業科技。

捷克和波蘭的同誌可以展示他們的工業化成就。

我們也可以繼續嘗試接觸一些西方世界有良知的、不滿於科技被壟斷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個人。”

宣傳人民委員有些遲疑:

“主席,這需要大量資源,而且西方政府肯定會阻撓、汙蔑,甚至禁止他們的團體參加。”

韋格納笑了笑:

“資源要投入。至於阻撓,那正是我們想要的效果。

我們要把阻礙科學技術為人類共同進步服務的帽子,牢牢扣在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頭上。

即使很多西方代表無法親臨,大會的議題、成果報道,將通過一切渠道傳播出去。

這本身就是一場宣傳戰,一場爭奪人類未來想象力的戰鬥。”

韋格納站起身,走到窗前:

“立即成立大會籌備委員會。以德國人民委員會和柏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名義,起草大會宣言和邀請函。時間就定在……今年革命紀念日前後吧。

地點,就在柏林新建的國際工人文化宮。我們要讓柏林,在政治上、經濟上之後,成為世界進步科技思潮的又一個中心。”

委員會的命令下達後,德國龐大的國家機器再次為一項雄心勃勃的軟實力工程運轉起來。

邀請函以多種語言印製,通過工會網絡、地下渠道、公開郵寄,飛向世界各地。

柏林的工程師和工人們,開始精心準備他們的展品——從新型的鉗工臺虎鉗到實驗性的社區集中供暖模型,從簡化版的拖拉機設計圖到預防矽肺的呼吸防護器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