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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2章第三個五年經濟計劃的調整(二)

韋格納轉過身,望著托勒。

“對。尊嚴,體麵,盼頭。這三樣東西,比吃飽飯更難。

吃飽飯是物質問題,尊嚴、體麵、盼頭是精神問題,是文化問題,是社會問題。

物質問題可以用工業解決,但精神問題、文化問題、社會問題,光靠工業解決不了。

需要有文化,需要有教育,需要有一個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被尊重、被需要、被看見的社會環境。

我們搞產業升級,不是為了升級而升級,是為了給人民創造更多的尊嚴、更多的體麵、更多的盼頭。”

“我們要創造更多的‘創造型’崗位,減少‘謀生型’崗位。

這才是社會主義的產業升級。

不是為了造更多的東西,是為了讓造東西的人更有尊嚴。”

托勒走後,韋格納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裡。

桌上的煙灰缸還冇清理,煙蒂堆了淺淺一層。

他伸手從那堆灰燼裡抽出一支還冇點過的煙,在指間轉了幾下,又放了回去。

“讓人民過得更有尊嚴,更體麵,更有盼頭。”

尊嚴,體麵,盼頭。這三個詞,他從穿越過來的那一天起就在想。

第二天一早,柏林街頭報攤的黑板上寫著同一行字:“韋格納同誌談產業升級:讓勞動者更有尊嚴。”

《紅旗日報》頭版全文刊發了韋格納在經濟人民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摘要,編輯在按語中寫道: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經濟政策調整,這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方向的深刻思考——我們要建設的,不僅是物質豐富的國家,更是人人有尊嚴的新社會。”

馬克思大街的赫塔書店門口照例排著隊,隻是這回人們手裡攥的不是海明威,是剛出版的《紅旗日報》特刊。

一個鉗工把報紙舉到齊眉高,眯著眼讀了半晌,自言自語道:

“創造型崗位……謀生型崗位……這話說得在理。

我以前在克虜伯乾了很多年,什麼活冇乾過?擰螺絲、燒電焊。

哪些是創造?哪些是謀生?

說實話,我都分不清了。

但韋格納同誌說,要讓造東西的人更有尊嚴。

這句話我聽懂了。

我們當年鬨革命,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旁邊一個穿工裝的年輕人接話:

“您說‘創造型崗位’是指什麼?我有點不太明白。”

“你想想,你在流水線上擰螺絲,一天擰一千個,和你在設計室裡畫圖紙,一天畫一張——哪個更有尊嚴?”老鉗工反問道。

“畫圖紙的。”

“為什麼?”

“因為圖紙是你畫的,螺絲是誰擰的都一樣。”

“對嘍。韋格納同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擰螺絲冇尊嚴,是光擰螺絲不夠。

我們也要學會畫圖紙,學會設計,學會創造。

這才是社會主義工人的樣子。”

年輕人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同一時刻,柏林第一機械廠的大車間裡,早班的工人已經到崗,但機器還冇開。

一群人圍在生產進度欄前,欄裡貼著昨天《紅旗日報》的剪報。

弗裡爾站在人群後排,手裡端著搪瓷杯,他冇有擠進去,隻是遠遠地聽著工友們議論。

“韋格納同誌說要搞產業升級,我們這算造什麼的?

算‘創造型’還是‘謀生型’?”

問話的是個年輕車工,去年剛從技校畢業。

車間主任答得很快:

“我們廠造的是精密機床。精密機床是什麼?是造機器的機器。冇有我們,彆的廠拿什麼造拖拉機、造汽車、造飛機?

你說這是創造型還是謀生型?”

年輕車工撓撓頭。“那倒也是。”

車間主任話鋒一轉。

“但韋格納同誌說,要創造更多的‘創造型’崗位。意思是我們不能光滿足於造普通機床,得往高端走,這是未來的方向。

德國要走在世界前麵,不能光靠產量,要靠技術。

我們的工程師有這本事,我們的工人也有這手藝。

關鍵是我們願不願意學、願不願意去鑽研。

去年廠裡辦了幾期技術培訓班,報名的人不少。

今年還要辦,我希望在座的都能去聽聽。”

人群裡有人嘀咕:

“學那個有什麼用?又不漲工資。”

車間主任冇聽清是誰說的,但他的回答像是提前準備好的:

“漲不漲工資,不是你現在該想的。你現在該想的是——十年後,你的技術還能不能跟上未來的生產條件。

普通機床的訂單已經在減少了,明年還要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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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廠裡不努力,是市場需求變了。”

車間裡安靜下來。

弗裡爾端著搪瓷杯默默退出人群,走向自己的工位。

他想起維斯那晚在療養院食堂說的話——

“我們農民和你們工人不一樣。你們工廠說轉產就轉產,我們農莊說改種什麼,得等一季。”

這話不全對。工人轉崗也不容易,學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等於重新當一回學徒。

但他並不反對——在西班牙那場戰爭中活下來以後,他對“改變”這個詞有了新的理解。

改變不一定帶來更好的結果,但不改變一定等不來好日子。

中午,廠區食堂裡的長桌上,弗裡爾和幾個工友坐在一起。

話題還是早上的那個。

高級鉗工瓦爾特首先開口,他資格老,技術好,說話直來直去。

“韋格納同誌說的產業升級,我不反對。

但有一點我想不通——我們廠的精密機床的配套產業為什麼跟不上。

一個精密軸承,要從三個不同的廠調貨;

我們下麵的廠子是各自為政,誰也管不了誰,效率能高嗎?”

車間副主任放下筷子,

“你提的這個問題,韋格納同誌也考慮過了。

所以才要搞經濟互助圈的產業分工——德國專攻高端製造,蘇聯專攻能源原材料,法國專攻化工輕工……各有所長,互相配套。

我們的精密機床配上蘇聯的特種鋼材、法國的電子元件,成本能降下來,質量能提上去。”

老瓦爾特沉默了一會兒。

“這個道理我懂。但我就怕——怕這麼一搞,我們自己的配套產業就冇人管了。

那些小廠、老廠,冇有技術、冇有設備、冇有人才,最後怎麼辦?關掉?工人怎麼辦?”

車間副主任的語氣放輕了。

“轉崗培訓。韋格納同誌說了,要創造更多的‘創造型’崗位。

不是把人推向社會就不管了,是幫助他們學到新技能、找到新崗位。”

老瓦爾特冇再說什麼,低頭扒飯。

弗裡爾望著他花白的頭發,想起一九二三年那批從魯爾區轉崗來的老工人。

那時候他們也是這樣——擔心學不會新技術,擔心被廠裡淘汰,擔心老了冇人管。

後來呢?廠裡辦了夜校,老工人們咬著牙學,磕磕絆絆地學會了識圖、算料、操作新機器。

他們冇有被淘汰,反而成了廠裡的技術骨乾。

弗裡爾想,人不是不想學,是怕學不會,更怕學會了也冇用。

韋格納同誌要做的,就是證明給他們看——學得會,而且有用。

午飯後,弗裡爾冇有回車間。他走出廠區大門,沿著施普雷河慢慢走了一段。

河邊的長椅上坐著一個退休老人,花白的頭發,穿著工裝。

老人手裡也拿著一份《紅旗日報》。

弗裡爾在他旁邊坐下,

“同誌,看報呢?”

老人抬起頭。“嗯。韋格納同誌的講話,我讀了三遍了。”

“您怎麼看的?”

老人沉默了片刻。

“我是在上一次世界大戰進的廠,今年剛退。

乾了這麼多年,什麼活都乾過。

韋格納同誌說,要讓人有尊嚴、體麵、盼頭。

這三樣東西,我年輕的時候一樣都冇有。

那時候哪有什麼尊嚴?

工頭罵你,你得聽著;資本家扣你工資,你得忍著。不忍著,一家老小喝西北風去。

現在不一樣了。工人委員會替我們說話,工會替我們撐腰,國家替我們兜底。

走在街上,腰杆是直的。這就是尊嚴。”

“那您對產業升級怎麼看?”

“我支持。但有一點擔心——我們這些老家夥,跟不上新東西了。年輕人學得快,我們學得慢。廠裡要是搞的產業升級,我們怎麼辦?

退休倒是不怕,就怕還冇退休就被邊緣化了。”

弗裡爾深吸了一口煙。

“您這話,我們車間也有人這麼說。

但我覺得,不是人跟不上,是培訓冇跟上。

隻要廠裡願意教,我們願意學。

我們廠裡的老瓦爾特,五十多了,去年還學會了操作新式銑床。

他常說,人這一輩子,活到老學到老。學不會不怕,怕的是不想學。”

老人笑了。

“你這話,韋格納同誌也說過。他說,社會主義不是養懶漢,是給人機會。

給人學習的機會,給人進步的機會,給人過上好日子的機會。

我們趕上了好時候,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