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選拔到朝堂決策,從遷都分封到討伐諸侯，全都要對照讖緯書籍。
漢朝的神秘學花開遍地、生機勃勃，克蘇魯來了都得倒退一射之地。
但，宋儒的魔怔方向卻是宕開一筆，另起新篇，創造了另一個高峰——他們狂念道德妙妙經。
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即使打贏了西夏，也要無償把土地還回去，以示“天子的仁慈”。
程頤、程顥等理學大儒認為築城禦敵不仁，對西北修築堡寨防線的政策狂噴怒斥，導致大量西北國防工事被下令拆毀、廢棄。
靖康前夕，麵對白山黑水間悍然崛起的勁敵，太學生、臺諫儒臣、道學官員們集體上書反對整軍備戰，幻想著通過揮舞著道德大旗感化金人。
翻開宋史，稍微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是頭暈眼花，心裡冷了又涼，臉色青黑又紅溫，冇“嘎嘣”一下死在那都是心血管保養的好。
而相對宋朝儒生天真軟弱、幻想道德治國的魔怔方向，明朝儒生的魔怔思路則是極其不十人間煙火，清高得兩腳離地。
明代朝野上下的文人官僚，普遍以不通政事、空談義理為清流標榜，反倒將賑災理政、務實乾事為庸俗不堪。
災荒之年隻談“罪己修德”都是小操作，到亡國時還有的是明儒認為——這是君王德行有問題啊！
明儒們熱愛引經據典、道德批判、清談議政，最後“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這群魔怔人發展到極致時，更是明文鄙視百工技藝“奇技銀巧、亂人心誌”。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把農業和手工業的技術精髓摸了個透，被李約瑟盛讚為“17世紀中國科技百科全書”，但這樣科學著作卻根本冇有得到重視。
在《天工開物》的序言裡，連宋應星自己都哀歎“丐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
事實上，這本書在刊印兩次後，便在國內的主流知識界銷聲匿跡，陷入長達兩百多年的社會性失傳，直至民國時期才從海外重新傳回。
這種對科學的輕視就像老宅幽暗角落的濕腐生物，悄無聲息地擴散、蔓延、腐蝕、啃噬，最終甚至一步步鎖死了火器發展、軍工精進的所有可能。
徐光啟以極具前瞻性的軍事眼光、過人的技術天賦，設計出了一支佩備全火器的“正兵”部隊。
但在兵部和戶部老爺們的眼裡，他的努力全是些靡費國帑的玩意兒，這份良苦用心最終被扔在一旁，無人問津。
而徐光啟的學生孫元化在登萊辛苦練成的西式炮隊，冇毀在清軍手裡，卻毀在了明朝自己的一場內訌叛亂裡。
如此拒絕技術革新，明朝火器武力值自然也是一瀉千裡。
更諷刺的是，孔有德等叛將帶去後金的不僅有成型的紅夷大炮，還有隨軍的鑄炮工匠與熟練炮手，這些力量極大加速了後金火炮技術的迭代與量產。
那些改良後造出的紅夷大炮，反過來成了轟塌大明城牆的利器。
而這樣的魔怔又何止導致了科學的枯萎？
儒家的倫理綱常發展到後期大談“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解剖人體淪為禁忌，法律隨之加碼，實證醫學與解剖學從此斷絕前路。
儒家的禮教更以名節為最鋒利的凶器，逼死無數無辜的女性。
理學興起後，夫死守節成為婦女的道德義務。明太祖朱元璋將旌表節婦烈女列為治國之策，明代開始出現大量節婦烈婦——家族為逃差役往往強迫婦女守節。
甚至男女大防之下，禮教往往優先於人命的救治，女子患病往往羞於啟齒、隻能硬挺等死。她們的病痛在“失節事大”的禮教麵前變得無足輕重，甚至有“寧治十男子，不治一女子”之說，讓生命成了觀念的犧牲品。
趙樂秦每次回憶起這些儒學魔怔的抽象力作，都被惡心的半天回不過神。
那麼，儒家這麼多缺點，到底為什麼會成為主流意識形態？
——因為好用。
儒家用了幾千年時間向曆史交出了一份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