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室裡坐了二十來個人，大多數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穿著t恤或襯衫，有的還戴著太陽鏡。臺上坐著幾個從京城來的專家，頭發花白，表情嚴肅，麵前攤著筆記本和搪瓷缸。
座談會的主題是“特區精神與思想解放”。
主持人開場白說完，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站起來發言，說特區要發展，不能光講口號，要講製度、講法治。專家點頭，在本子上記了幾筆。
另一個年輕人站起來，說特區的問題不是思想不夠解放，而是思想太解放了，走私、行賄、投機倒把，這些都是思想解放的副產品。
專家又點頭，這回點得更深了。
趙振國坐在角落裡，手裡轉著筆，覺得這會是標準的“你好我好大家好”。
直到第三個發言的人站起來。
那人二十七八歲，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牛仔夾克，袖口磨出了毛邊，但整個人往那兒一站，腰板挺得筆直。
他說話帶著明顯的廣東腔，“我不同意前麵兩位老師的看法。蛇口的問題，既不是製度不夠，也不是思想太解放。蛇口的問題是，官不官、商不商。我們蛇口工業區的領導，到底是政府官員還是企業家？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都乾不成。”
會議室的空氣突然凝固了，幾個專家交換了一下眼神，那眼神裡什麼都有。
趙振國手裡的筆停了。他註意到，臺上有個頭發花白的老專家皺起了眉頭，眉毛擰成了一個疙瘩。
“這位同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老專家開口了，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帶著重量，“蛇口的領導乾部，當然是黨的乾部。這是原則問題。”
穿牛仔夾克的年輕人不慌不忙。他甚至連姿勢都冇變，還是那樣直直地站著：
“我說的不是政治身份。我說的是工作方式。一個乾部，如果每天坐在辦公室裡開會、看文件，那他就不適合搞特區。特區需要的是能跑市場、能談生意、能簽合同的人。這種人，不能拿行政考核那一套來要求他。”
老專家的臉色沉了下來，搪瓷缸往桌上一頓，發出沉悶的一聲響：“你這是要搞特殊化？”
“我不是要搞特殊化。”年輕人聲音不大，但很堅定，像是在說一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特區有特區的規律。用內地的尺子來量特區，量不準。”
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趙振國腦子裡翻湧著那些模糊的記憶碎片——這場座談會在前世的曆史上是有名的，“蛇口風波”。
幾個年輕人跟京城來的專家發生了激烈爭論，後來被寫進了內參，引起了高層的關註。
但他很快把註意力拉回到眼前，那個穿牛仔夾克的年輕人身上。
座談會結束後，趙振國主動找到他，遞了根煙。
“李科長，剛才你說的那段，我聽著很過癮。”
李海接過煙，打量著這個突然冒出來的陌生人：“你是哪兒的？”
“京城的，機關裡混的。”趙振國笑了笑，刻意把自己的身份說得輕描淡寫。
“京城來的？”李海也笑了，笑裡帶著點南方人對北方官僚特有的那種揶揄，“你們京城人最喜歡講規矩。”
趙振國掏出打火機給他點煙，自己也點了一根，吸了一口，才慢悠悠地說：
“李科長，規矩要講，但特區確實不能跟內地一樣。你有冇有想過，你說的那些問題，不是靠開會能解決的？”
李海吸了口煙，眯著眼睛看他：“什麼意思？”
“意思是如果官不是官、商不是商，那不如讓商來做商的事，官來做官的事。分開來，就清楚了。”
這句話說得很輕，輕得像一陣風。但李海手裡的煙頓了一下。
沉默了幾秒。會議室裡的人已經走得差不多了，隻剩下保潔阿姨在彎腰收拾地上的紙杯。
李海忽然說了一句讓趙振國心裡一緊的話：“你這是要走資路？”
趙振國也吸了口煙，笑容很鬆弛：“李科長，蛇口不就是在走一條冇人走過的路嗎？”
兩人對視了一眼。李海的目光裡多了一點東西，不是認同，不是警惕，而是一種“我在觀察你”的審慎。
都冇有再說什麼。但趙振國知道，這個人，他記下了。
從蛇口回到京城的火車上，趙振國靠在硬座車廂的窗邊，看著南方的田野一片片往後退。
稻田、魚塘、簡易廠房，還有那些在路邊擺攤賣電子表、折疊傘的年輕人。
他想起李海最後那個眼神，心裡盤算著，這個人或許以後用得上。
——
七月的京城，物價像脫韁的野馬。
趙振國去菜市場買豬肉，前一天還是一塊八一斤，第二天就漲到了兩塊二。賣肉的舉著刀，一臉橫肉：“愛買不買，明天還漲。”
他買了兩斤五花肉，拎著網兜往回走。路過百貨大樓的時候，看見門口排著長隊，從臺階上一直排到馬路邊上，蜿蜿蜒蜒像條蛇。人們臉上帶著一種共同的焦躁，那種“再不買就買不到了”的恐慌。有人踮著腳往前看，有人懷裡已經抱了好幾樣東西——暖水瓶、搪瓷盆、布料——恨不得把百貨大樓搬空。
宋婉清那天下了班回來，臉色發白，白得像牆皮。她坐下來，手指絞著衣角，猶豫了半天才開口：“振國，你聽說東西漲價的事兒了嗎？咱們家存款要不要取出來？”
“不要。”
“可是——”宋婉清急了，“你冇看見嗎？錢不值錢了！今天能買一斤肉的錢，明天就隻能買八兩了！”
趙振國放下手裡的報紙，看著她的眼睛，語氣很平靜：“取出來更不值錢。你把錢取出來買了東西，東西也是一樣在貶值。電視機明年就降價，你信不信？”
宋婉清不信。冇人會信電視機明年降價。彩電是硬通貨，一臺日立彩電在黑市上能賣到三千塊，比商店標價貴一倍。怎麼可能降價？所有人都覺得，電視機就是印鈔機，今天買進來，明天轉手就能賺一筆。
但趙振國知道，以後彩電價格就會一路下跌。這是市場經濟的規律——供不應求時漲價，供過於求時跌價。隻是這個規律，在這時候還冇幾個人信。人們被通貨膨脹嚇破了膽，隻看得見眼前的瘋狂，看不見瘋狂的儘頭是什麼。
他冇有多解釋。有些道理，不是用嘴說就能讓人信的。
夜深了，宋婉清和女兒都睡了。趙振國坐在陽臺上，點了一支煙。樓下的路燈昏黃，幾隻飛蛾圍著燈轉，影子在地上來來回回地晃。
他不想做純粹的金融投機。他想做的是更長線的東西：趁著現在人民幣貶值預期強烈，把現金換成進口設備，運到國內來。設備是硬資產，不貶值，還能用來生產。等過幾年人民幣彙率穩定了，那些當初用“便宜”人民幣買進來的設備，就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產能。
更妙的是，這些設備可以租給無線電廠用，租金從承包利潤裡抵扣。既保住了資產，又降低了稅負。資產不落在自己名下，利潤也看起來平平淡淡，但每一分錢都在替他生錢。
一箭雙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