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一个危险的人
一九九三年，夏。
放学路上，苏春棠接了赵思远，路过一条小街。前头一个男娃，七八岁的样子，追一个皮球，皮球滚到了街中间。娃儿跟着球冲出去。
恰好一辆拉货的三轮摩托，从街那头轰过来。
苏春棠后来很多次回想那一刻。她说不清自己为啥子动了。她明明是那种见事就躲的人，躲了十几年，躲成了一门手艺。可那个瞬间，她的腿比脑子快。
她把赵思远往人行道上一推，自己抢上去，一把薅住那男娃的后领，往怀里一带。
三轮摩托擦着她的腿刮过去。她抱着娃儿摔在街沿上，手肘在地上蹭掉一层皮，火辣辣地疼。
男娃吓傻了，哭都哭不出来。三轮车刹住了，骑车人回头骂了一句啥子，轰起油门跑了。
“妈妈！”赵思远扑过来，吓得直哭。
“莫哭莫哭，妈妈没事。”她把两个娃儿一边一个揽着，手肘上的血珠子一颗一颗渗出来。她先看怀里这个男娃：脸白得像纸，嘴唇直抖。“娃儿，你家大人呢？”
男娃说不出话，只晓得摇头。
周围围了一圈人。有人说报警，有人说找娃儿家。苏春棠把娃儿领到街边的凉茶摊子坐下，给他买了一碗冰粉，看着他一勺一勺吃下去，脸色缓过来了，才问出来：娃儿叫师远，就在前头那个院里头住，大人上班，婆婆带，婆婆中午打瞌睡，他一个人溜出来耍。
正问着，巷子口跑来一个中年男人，穿白衬衫，藏青裤子，皮鞋上全是灰。他一眼看见男娃，扑过来，一把抱住，抱得那个紧，男娃都挣了一下：“爸爸，我没事，是这个阿姨救了我。”
男人转过身来。
四十几岁，眉眼儒雅，原本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此刻乱了，额头上全是汗。他看见苏春棠手肘上的伤，喉头动了一下，深深一躬：
“同志，谢谢你。”
“莫得事。”苏春棠把袖子放下来，遮住伤口，“娃儿没事就好。往后看紧点，这条街三轮车多。”
她说完，牵起赵思远就要走。
“同志——”男人拦了一步，不是拦路那种拦，是欠着身子那种拦，“你的伤，去医院看一下，医药费我出。还有，你贵姓？在哪个单位？我改天登门道谢。”
苏春棠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是十几年练出来的。男人眼睛里头的东西，她一眼一个准：夜来香的那些眼睛，文清远的那种眼睛，山西那些矿老板的眼睛，她都认得。这个男人的眼睛里头，是感激，干干净净的感激，至少此刻是。
可她还是淡淡地说：“不用。举手之劳。”
她牵着赵思远走了。走出十几步，听见后头男娃喊：“阿姨！我叫师远！我爸爸叫师文鸣！我爸爸是——”
“师远！”男人把娃儿的话头掐断了。
苏春棠脚步没停，嘴角动了一下。
她懂这个动作。掐断的那半句话，才是这个男人的身份。不让娃儿说完，是不想拿身份压人，也是不想暴露身份。这个人，是个官，还是个懂事理的官。
跟她没关系。她这么想着，回了家。
半个月后，电大教务处叫她。
“苏春棠同学，省厅办公室那边打电话来，问你愿不愿去机关做临时工，打字、整理文件。”教务处的老师推了推眼镜，神情有点古怪，“说是有人推荐你。”
苏春棠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她不用问是哪个推荐的。半个月前那半句没让说完的话，换成了这个电话。
老师看她不吭声，说：“机会难得。机关的临时工，好多人打破头都进不去。你去不去？”
去不去？
那天夜里，她坐在台灯底下，坐了很久。
赵思远睡熟了，小脸红扑扑的。缝纫机罩着布罩。账本压在箱底。她把它们一样一样想过来。
去机关，意味着啥子？意味着走进人堆。她这十几年，活得像一抹影子，最怕的就是人堆，人堆里眼睛多，眼睛多了，就有人认出“海棠”，认出“职业未亡人”，认出那些她烧了、埋了、缝进棉袄里的事情。还意味着那个手握扣子的男人更容易找着我。他推荐我，图啥子？仅仅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娃儿？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白天机房里，同学们笑她“踩缝纫机的手”。她今年三十多了。缝纫机踩得再好，踩到五十岁，还是个裁缝；字打得再快，坐在机关里头打，打出来的东西，只能叫文件。
儿子上学了，人家问起来：“你妈妈是干啥子的？”赵思远说“踩缝纫机的”，还是说“在机关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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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起文清远很多年前那句话：“人要想不被欺负，得先识字，得有文化。”
文清远烂尾了，这句话没烂。这句话是对的。
她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稿纸，练字。这是她每天晚上的功课，一页，雷打不动。今天她写的是苏东坡那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写完，她看着纸上的字，忽然轻轻笑了一声。
去！为啥子不去？她苏春棠从李家沟的深沟边上走出来，从夜来香的霓虹灯底下走出来，从山西的矿洞里走出来，啥子场面没见过？一个机关临时工，还吃不倒她。
至于那个推荐我的男人，她把灯关了，躺到床上，在黑暗里对自己说：苏春棠，你记到，男人的“顺手”，都是标了价的。他标价之前，你先把东西拿到手；他伸手的时候，你再决定给不给。
这条规矩，是文清远教她的，是山西教她的，是三个死男人教她的。
但这一次，标价的人，未必是她想的那种人。
进机关报到那天，她穿了一件素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
办公室分给她一张桌子、一台打字机。主任交代：整理历年的文件档案，录入，归档。话不多，眼神却意味深长，全机关都晓得，她是“师厅长推荐来的”。虽然推荐的时候，他还只是副厅长，但人们都习惯性地叫师厅长，谁也不会刻意去加一个“副”字。
中午在食堂，有人挨着她坐，拐弯抹角地打听：“苏姐，你跟师厅长是亲戚哇？”
“不是。”
“那是……”
“我救过他屋头娃儿。”她夹了一筷子回锅肉，说得平平常常，“他要谢我，我要找活路，就这么回事。”
这话半真半假，堵得人家没法接。
下午下班，她在楼梯口遇见了师文鸣。不是偶遇，她看得出来，他是算着点儿从那层楼过的。
“还习惯不？”他问。
“习惯。谢谢师厅长。”
“莫喊厅长。”他摆摆手，笑了一下，“喊师老师。我在师范大学读过书，喜欢这个称呼。”
楼梯间的光线暗。他站在那儿，没有要走的意思，也没有要逼近的意思，就那么隔着三级台阶，不远不近。半晌，他说：“苏春棠，那天在电大教务处，我以为你不会来。”
“为啥子不来？”
“因为你看我的那一眼。”他慢慢地说，“你看人的时候，先看人后头有没有刀。我那样的人，后头一般都别着刀。”
苏春棠的心，蓦地一紧。
十几年了，男人看她，看脸，看腰，看胸，看腿。头一回，有一个男人，说的是她“看人的样子”。
她垂下眼睛，再抬起来，脸上已经是平的：“师老师说笑了。我一个踩缝纫机的，懂啥子刀不刀的。”
“不懂最好。”师文鸣点了点头，像是不打算再往下说。他侧身让她先下楼，在她身后，忽然又说了一句：
“苏春棠，你的字写得很好。档案室那些钢笔字登记，我看过一页——‘只恐夜深花睡去’，那个‘花’字，有筋骨。”
她的脚，在台阶上停了半秒。
她每天晚上练字，写完就锁进抽屉。那一页，是报到前交档案材料时，随手誊的一份登记表，正面没有诗——她猛地想起来，那天在教务处等得无聊，她在背面随手写过一行“只恐夜深花睡去”。她反应过来：不是猜，是认出来的。他是从她的笔迹里，认出了练过千百遍的苏字底子。
这个人，读得懂字。
也就是说，这个人，往后可能读得懂她。
她一步一步走下楼梯，走出办公楼，走进成都傍晚的暑气里。街两边的梧桐叶子纹丝不动。她在心里头，把那本看不见的账本翻开，在新的一页上，慢慢写下一行字：
“师文鸣。看得懂人。此人——危险。”
写完，她自己又添了一句：
“危险的人，最好用。”
她不知道的是，同一时刻，省城的另一头，龙青九刚刚在一张协议书上签了字——他把青龙建材总公司，迁到了成都。
他迁过来，不为找人。他说给自己听：不为找人，为的是生意。成都这几年，地价翻着跟头涨，做建材的不来成都，是憨包。
两辆命运的车，又开进了同一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