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四日，上午九点。
方牧正在煮面，听见有人敲门。
开门，是文嫂。
她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个布袋子，鼓鼓的。
“文嫂，进。”
文嫂往里看了一眼。屋子很小，一眼能看完。
她没进门。
“我不进。”她说，“我就在门口说。”
方牧把门开大一点。
“您说。”
“我昨天问你一句，”文嫂说，“你为什么回来。你没答。”
“我答了。”
“你给我看了一封信。”文嫂说，“那不是答。”
方牧看着她。
“那我今天来，”文嫂说，“是问第二句。”
“您问。”
文嫂把怀里的布袋子往上托了托。
“你要我做什么。”
方牧没马上答。
他往边上让了半步。
“您先进来。”
文嫂犹豫了一下，进了屋。
屋里只有一把椅子。方牧把椅子推给她，自己坐在床沿上。
文嫂没坐椅子。她把布袋子放在桌上，站着。
“你说。”她说，“我站着听。”
方牧看了她一会儿，没再让。
“三条。”他说。
“你说。”
“第一条。”方牧说，“从今天起，凡是有人给您纸——不管是厂里的、街道的、医院的、还是弘盛的——您先收，别签。”
“看不懂也不能签？”
“看不懂就更不能签。”方牧说，“签了就是您认了。您认了，往后就翻不了。”
文嫂点点头。
“第二条。”
“您每天晚上，把今天发生的事抄一遍。”方牧说，“谁来了，说了什么，几点，在哪儿。您本来就在抄，往后要抄得更细。”
“抄这个干什么。”
“因为人的话会变。”方牧说，“今天他说的是这个，过三个月他说是那个。您要是抄下来了，您就把他钉住了。”
文嫂又点头。
“第三条。”
方牧停了一下。
“第三条是，”他说，“从今天起，您不是一个人在办这件事了。”
屋里静了一下。
文嫂看着他。
她没点头。
她站了很久，才说了一句：
“这一条最难。”
方牧没接话。
文嫂把布袋子解开，从里面往外拿东西。
一本，两本，三本，四本，五本。
五本本子，都是最普通的那种，封面是硬纸板的，有的印着“工作手册”，有的是银行送的。
她把五本摞在桌上，摞得很整齐。
“这是我抄的。”她说。
方牧看着那五本。
“从哪年开始的。”
“二〇一六年五月。”文嫂说，“博尧走了三个月以后。”
“为什么是三个月以后。”
“前三个月我什么都写不了。”文嫂说，“我拿笔就抖。”
方牧伸手，拿起了最上面那本。
第一页的日期是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
上面写着：
五月三日。去厂里，门不让进。门口的人说走程序。
五月四日。去街道，办事的人说这个归厂里管。
五月五日。去医院，小宝复查，花了四百三。
五月六日。下雨，没出门。
字很难看，一笔一画，很多字是错字或者半边字。“程序”写成了“呈序”。
方牧一页一页往后翻。
五月，六月，七月。
每一页三五句话，全是日子、地点、人名、数字。
翻到八月，出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名字：
八月二日。去厂里，接待我的是裘主任。他说等检测。
八月十九日。去厂里，裘主任不在。门房老周让我进去喝了杯水。
九月二日。裘主任说，检测报告出来了，跟厂里说的一样。
九月十四日。裘主任说，这个事已经结了。
方牧翻到十月。
十月八日。去厂里，裘主任调走了。新来的不认识。
他往后翻，翻得很快。
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
二〇一七年，二〇一八年，二〇一九年。
每年大概一百来页。
方牧翻到第四本中间的时候，手停住了。
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每一年，每一个月，都有一页上写着同一件事。
一月十九日。去厂门口站了一会儿。
二月十九日。去厂门口站了一会儿。回来了。
三月十九日。下雨。去厂门口站了一会儿。
四月十九日。去厂门口，站了一会儿。门房老周给我倒了杯水。
每个月十九号。
一个月一次，一年十二次。
八年，九十六次。
方牧抬起头。
文嫂站在桌边，两只手垂着。
“文嫂。”他说。
“嗯。”
“每个月十九号。”他说，“您都去厂门口。”
“是。”
“站多久。”
“不一定。”文嫂说，“有时候十分钟，有时候半小时。”
“去干什么。”
文嫂看着他。
“我不干什么。”她说，“我就站一会儿。”
“为什么是十九号。”
“他十九号走的。”
方牧把本子合上。
他坐了很久没说话。
屋里只有楼上的水管在响。
“文嫂。”他说。
“嗯。”
“这五本，您借我三天。”他说，“我拿去复印。”
文嫂没答。
方牧抬头看她。
“文嫂？”
“你要拿走？”她说。
“我拿去复印，三天还您。”
文嫂把手放在那摞本子上。
她的手很粗，指关节也变形了。
她这些年干过保洁、洗碗。
还在纺织厂食堂做过饭。
她按着本子，按了很久。
“方先生。”她说。
“嗯。”
“这五本，我没给任何人看过。”
“我知道。”
“小宝也没看过。”
“我知道。”
文嫂没松手。
“我不是不信你。”她说。
“我知道。”
“我是——”她停了一下，“我是怕它丢了。”
方牧站起来，走到桌边。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笔，一张纸。
他写了三行字，把纸推给她。
纸上写的是：
沈文华女士工作手册五本，共 页。
方牧于 2024 年 2 月 14 日借出，三天后归还。
借出人签字：方牧。
方牧在最后签了自己的名字，又写了日期。
然后他把笔递给她。
“您也签。”他说。
文嫂看着那张纸。
她接了笔，弯下腰，在“沈文华女士”后面写了自己的名字。
她的字不好看，最后一笔向右偏。
写完她直起腰。
“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行了。”方牧说，“这叫交接条。”
“什么叫交接条。”
“就是东西从我手里过，我得给你一张纸。”方牧说，“往后你拿着这张纸，就能找我要回来。”
文嫂把那张纸折好，收进口袋。
然后她把五本本子往他那边推了半寸。
“拿去吧。”她说。
方牧把本子装进包里。
文嫂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她停住了。
“方先生。”
“嗯。”
“你第三条说的那句话，”她说，“我再说一遍。”
“您说。”
“你说，从今天起，我不是一个人在办这件事了。”文嫂说。
“是。”
“我要问一句。”她说，“你图什么。”
方牧看着她。
“我不图什么。”
“你不图什么，你为什么。”
方牧想了一下。
他本来想说，因为博尧是他兄弟。
可他没说。
他说的是：
“因为我想记住名字。”
文嫂没听懂。
但她也没追问。
她点了点头，拉开门，走了。
方牧把包放在桌上，没急着去复印。
他先做了一件事。
他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
把刚才在那五本本子里看到的东西，一条一条录进去。
录到每月十九号那一条的时候，他停住了。
他没有把它录成一条。
他把它单独列出来，在前面加了三个字：
九十六次。
下午两点，他去复印。
复印店在弄堂外面，一家小文印店，一页两毛。
五本本子，一共六百四十七页。
复印费一百二十九块四。
老板娘一边印一边说：“这么多，你要印几份？”
“两份。”
“那得印到晚上。”
“印吧。”
老板娘印到一半，抬头看了他一眼。
“小伙子，这字是谁写的？”
“一个阿姨。”
“写得真仔细。”
“是。”方牧说，“她抄了八年。”
老板娘没再说话。
她把印好的那一摞往旁边推了推，推得离自己的茶杯远一点。
晚上七点，方牧回到家。
他把原件五本放在桌上最里面，用报纸盖好。
然后他坐在灯下，开始读复印件。
读到第十一年——不对，读到二〇二一年那一本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事。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那一页，写的不是“去厂门口站了一会儿”。
那一页写的是：
三月十九日。去厂门口。门房老周说，厂里来了一辆车，黑色的，牌照尾号 7。
我没进去。我回来了。
方牧盯着这两行字，看了很久。
尾号 7。
他拿起手机，给文嫂打电话。
“文嫂。”
“哎。”
“您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那一页，”他说，“上面写了一个车牌尾号。”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我写了吗。”
“写了。尾号 7。”
“那是我记错了。”文嫂说。
“什么？”
“我那天没看见车。”文嫂说，“是老周跟我说的。”
方牧握着手机，没说话。
“老周跟我说的？”他说。
“是。”文嫂说，“他说那天厂里来了一辆黑车，他记着尾号。他说他年纪大了，怕忘了，就跟我说了，让我记上。”
“他让您记上。”
“他说我记性好。”文嫂说，“他说他记不住，我记。”
方牧挂了电话。
他坐在灯下，看着桌上那五本原件——上面盖着报纸。
老周说他自己记不住。
可他把尾号告诉了文嫂，让文嫂记下来。
八年前那个晚上，他站在门口，看清了那辆车的尾号是 7。
他没说。
他让一个不识多少字的女人替他记了八年。
方牧拿起外套，出门。
他走到弄堂口的时候，箱子上的数字是：
82 : 20 : 15 : 44
他在弄堂口站了一会儿，没往厂里走。
他掏出手机，给老周发了一条消息。
消息只有一句：
周师傅，尾号 7。
那边过了很久才回。
回的是一条语音，六十秒。
方牧点开。
老周的声音很哑，开头先清了清嗓子。
“方先生，这个事，我明天跟你说。”
“明天你带盒子来。”
“我不在传达室说。”
“那在哪儿说。”
老周在那头顿了一下。
“二号车间门口。”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