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牧把扫描件投到墙上。放大的那一行，占满了半面墙。端面+0.97/-0.91。
合格，可交付。文嫂站在墙边，仰着头看。
“你说这个不是他写的。”方牧说。
“是。”
“哪儿不像。”文嫂没马上答。她伸出手指，虚虚地点在那个
“9”上，没碰到墙。
“他的九，”她说，
“瘦。”方牧没说话。
“这个九，”文嫂说，
“胖。”她把手收回来，看着方牧。
“我说不出来。”她说，
“我就是看着别扭。我抄了八年他的字，我抄熟了。他的九是这样——”她用手指在墙上比了一下。
先一竖。再一个圈，圈收在左边。尾巴直直地拖下来。
“这个，”她指着墙上那个，
“尾巴是翘的。”方牧坐回电脑前。他把红皮册子整本扫了进去，一页不落。
然后他做了一件很笨的事。他把这本册子里所有的
“9”，一个一个切出来，排在一张图上。一共四十四个。排成四行，每行十一个。
方牧盯着那张图，看了大概两分钟。然后他把其中两个框上红圈。
“文嫂。”他说。
“哎。”
“您过来。”文嫂走过来。
“这四十四个九，”方牧说，
“有四十两个，是您刚才比划的那种——尾巴拖直的。”
“那两个呢。”
“那两个是翘的。”文嫂凑到屏幕前。那两个被圈红的
“9”，一个是
“+0.97”里的那个，一个是
“-0.91”里的那个。同一行。同一天。
“第二个。”方牧说。他把那一页翻过来，扫了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只有右下角有一个点。
他把那个点放大。不是印刷的墨点。是一个洞。很小，针尖那么大，边缘有毛。
“这个洞，”方牧说，
“是圆珠笔尖戳的。”
“戳的？”
“写得太用力。”方牧说，
“博尧写字轻。”他把整本册子翻了一遍，把每一页的背面都扫了。一百三十七页。
只有这一页，背面有洞。
“写这个字的人，”方牧说，
“手是抖的，或者他着急。”文嫂看着那个洞。
“他怕。”她说。
“第三个。”方牧说。他把册子从头翻到尾，把
“结论”那一栏的每一个词都抄了下来。抄完，他做了一个统计。写在纸上，推给文嫂看。
达标：八十九次超差：四十八次合格：零次可交付：零次文嫂看不懂那些字，但她看懂了那个
“零”。
“他没有写过‘合格’。”方牧说。
“……嗯？”
“一百三十七天，他每天都在记这台机器。”方牧说，
“机器好了，他写‘达标’。机器不好，他写‘超差’。他一次都没有写过‘合格’这两个字。”
“为什么。”
“因为‘达标’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方牧说，
“‘合格’是别人给他的标准。他这辈子没用过别人的标准。”文嫂看着那张纸。
“那这两个字，”她说，
“是谁写的。”
“是改字的人写的。”方牧说，
“他不知道博尧不写这两个字。”屋里静下来。墙上还投着那一行放大的字。
文嫂坐下了。她坐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
“那本红的。”她说，
“是他死了以后改的。”
“是。”
“改的人，”她说，
“是拿着他的本子，一个字一个字描上去的。”
“是。”文嫂把手放在膝盖上。
“方先生。”
“嗯。”
“八年前，”她说，
“我听人说过一句话。厂里的人跟我说，博尧这个事，是违章操作，机器没问题，是他自己不小心。”
“我知道。”
“那八年我都觉得，”文嫂说，
“他们是在骗我。”她抬起头。
“我今天才知道他们不是骗我。”她说，
“他们是先改了他的纸，再拿那张纸来跟我说。”方牧没有接这句话。他把电脑上的图关掉，把墙上那行字也关掉。
屋里暗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说：“文嫂，改这个字，不是为了骗您。”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钱。”方牧说，
“这台机器能做到正负零点五，它能接德国人的单，能接医疗器械的单。接了那些单，润丰就活了。”
“那他们为什么不要它活。”
“因为一家活着的厂，不能按清算价卖。”方牧说，
“一家要死的厂，才能论斤卖。”文嫂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
“那这个字，”她说，
“值多少钱。”方牧想了一下。
“我做过估算。”他说，
“这台机器要是能接那批单子，润丰的估值能到十二亿。不能接，清算价是四点七亿。”他顿了顿。
“差七亿三。”文嫂没说话。她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她把那张纸拿起来，翻到今天这一页，开始抄。她抄得很慢，一笔一画。
二月十六日。他记了两天，一天记两个数。有一个数是假的。抄到这儿她停住了。
她想了想，又添了一句。假的不是他写的。下午两点，方牧去了公证处。
吴师傅在门口等着，穿了件深色的外套，手上还带着黑的油——他没洗干净。
“方先生。”
“吴师傅。”
“你上午拿到什么了。”方牧把两本册子的照片调出来，给他看。吴师傅看了很久。
看到
“+0.97/-0.91”那一行的時候，他把手机拿远了一点，又拿近了一点。
“这个数。”他说。
“这个数是假的。”方牧说，
“真的数是零点四七，零点五一。”吴师傅没说话。他把手机还回来，两只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
“方先生。”他说。
“嗯。”
“我签的那份假的，”他说，
“上头写的是‘各项指标正常’。”
“是。”
“我那时候以为，”吴师傅说，
“他们让我写‘正常’，是因为他们懒，不想写数。”他抬起头。
“不是懒。”他说，
“是因为他们把数改了，改成了一个‘正常’的数。”
“是。”吴师傅站在公证处门口，半天没动。
“那我签的那两个字，”他说，
“就不是我编的。”
“不是您编的。”方牧说，
“是他们先编了一个数，再让您给那个数签字。”吴师傅的眼圈红了。他把脸转开，看着马路。
看了很久。
“我把零点五写成了一毫米。”他说。
“那是他们写的。”方牧说，
“您只是签了名。”吴师傅摇了摇头。
“签名也是我签的。”他说，
“这个我不推。”公证处出来是三点四十。方牧在门口给老周打了个电话。
“周师傅。”
“哎。”
“我问您一个人。”方牧说，
“裘主任。”老周在那头停了一下。
“裘方正。”
“是他。”
“他早不在厂里了。”老周说。
“什么时候走的。”
“二〇二一年。”老周说，
“厂里那时候已经开始不行了，他走得早。”
“去哪儿了。”
“弘盛。”老周说。方牧站在马路边上，握着手机。弘盛。二月十四日那天下午，一个姓林的先生坐在文嫂家的桌前。
他把三页纸推过去。第一页是医院的。第二页是四十七万三的借条。第三页是和解确认书。
林先生说他是弘盛的。
“周师傅。”方牧说。
“嗯。”
“他现在在弘盛做什么。”
“副总。”老周说，
“我听人说，是管资产的。”方牧没说话。
“方先生？”
“我在。”方牧说，
“周师傅，我最后问您一句。”
“你问。”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号，”方牧说，
“他改那个字的时候。”
“嗯。”
“他是润丰的人。”方牧说，
“他那时候，还不是弘盛的人。”老周在那头也沉默了。马路边上一辆卡车过去，声音很大。
等声音过去了，老周说了一句：“那不就是——”他没说完。方牧替他说完了。
“那不就是，”他说，
“弘盛在二〇一六年，就已经在润丰里头了。”晚上，方牧回到屋子。他在墙上钉了一张白板。
一米二宽。他从旧货市场买的。六十块。他在白板最上面写了三个名字。
小刘（厂办）张德海（设备科）裘方正（时任润丰厂办主任）三个名字下面，他画了一条横线。
横线下面，他写了四个字。上面还有。写完，他站在白板前，看了很久。
然后他在最下面写了一行小字：改一个字的人，不是最上面那个人。十点四十，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
是弘盛的总机。
“您好，弘盛资产。”
“我找裘方正。”
“请问您是？”
“我叫方牧。”那边停了两秒钟。
“方先生，裘总现在不在。”
“那我找钱正兴。”电话那头，安静了。不是一秒两秒，是很长的一段安静。
然后那个声音又回来了，语速比刚才慢。
“请问，”她说，
“您找钱总，是有什么事吗。”方牧看着白板上那四个字。
“没有事。”他说，
“我就是想问问他，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号晚上，他在哪儿。”那边又静了一下。
“方先生，”那个声音说，
“我这边没有钱总的日程。您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
“不用留。”方牧说，
“他会找我的。”他挂了电话。屋子里很静。桌上的箱子，屏幕一直在走。
78:19:05:33方牧坐在椅子上，把手机放在桌上。他等了大概三分钟。
手机没响。他笑了一下。
“不急。”他说。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伸手把台灯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