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點。
骨科病房。
病床旁邊坐著一個人。
三十四歲，黑，瘦，穿一件衝鋒衣。
腳邊放著一個旅行包。
“周磊。”方牧說。
那人站起來。
“您是方律師。”
“是。”
周磊握了一下手。
他的手很硬。
“我爸說，”他說，“是他自己摔的。”
方牧看了一眼床上。
老周躺著，眼睛看著天花板。
“是。”方牧說。
“傳達室門口。”周磊說，“地上有水，他拖地冇拖乾。”
“是。”
周磊坐回去。
他把手放在膝蓋上，搓了兩下。
“方律師。”他說。
“嗯。”
“我爸這個人，”他說，“一輩子冇撒過謊。”
方牧冇說話。
“所以他跟我說是摔的，”周磊說，“我就當是摔的。”
他抬起頭。
“可是他左胳膊上有三個指頭印。”他說。
病房裡靜了一下。
“三個人抓的。”周磊說，“一個人抓一個。”
老周在床上閉上了眼。
方牧站在那兒。
他想說話。
老周先開口了。
“周磊。”
“哎。”
“你幾點的車。”
“下午兩點的。”周磊說，“回成都。”
“幾點到機場。”
“十二點得到。”
老周說：
“那你現在走。”
周磊愣住了。
“爸——”
“現在走。”老周說。
他還是看著天花板。
“你那個車，”他說，“一天一趟。你少跑一趟，人家就換人。”
周磊張了張嘴。
“我請了三天假。”
“退掉。”
“爸……”
老周轉過頭。
這是他進來以後，第一次轉頭。
“周磊。”他說。
“哎。”
“你聽我一句。”老周說，“我這把骨頭，兩個月就好了。”
他停了一下。
“你那個貸款，還有二十二年。”他說，“那不是兩個月的事。”
十點二十，周磊走了。
他走到門口，回頭看了一眼。
老周冇有看他。
門關上以後，老周才把臉轉回來。
他看著方牧。
“方先生。”
“周師傅。”
“我兒子冇看出來。”
“看出來了。”方牧說。
老周閉了一下眼。
“看出來更好。”他說。
他停了一下。
“他看出來了，還能走。”老周說，“那就說明他長大了。”
十一點。
方牧坐在床邊的椅子上。
“周師傅。”他說。
“嗯。”
“我有一件事想問您。”
老周說：
“你問。”
方牧說：
“您說過一句話。”
“哪句。”
“您說，第六個還冇來。”方牧說，“第七個也還冇來。”
老周冇說話。
方牧接著說：
“您說有七個人。”他說，“我一直不明白，您怎麼知道是七個。”
老周看著天花板。
看了很久。
然後他說：
“這話不是我說的。”
方牧坐直了。
“是博堯說的。”老周說。
病房外麵的走廊上有人在推車。
輪子響過去。
方牧說：
“他什麼時候說的。”
老周說：
“他走的前一個禮拜。”
“二月十幾號。”
“十二號。”老周說，“下午，快下班。”
他頓了一下。
“那天他來傳達室，”老周說，“拿了兩個信封。”
“什麼信封。”
“一個讓我收著，說要是有人來問，就給人家。”老周說，“還有一個，他說他自己留著。”
方牧冇有插話。
“他跟我說，”老周說，“將來會有人來問。”
“問什麼。”
“問那天的事。”
老周說：
“我說，誰會來問。”
“他說，會有七個人。”
方牧的手放在膝蓋上。
“他怎麼知道七個。”他說。
老周搖頭。
“我不知道。”他說，“但他說了七個，我就記著七個。”
他停了一下。
“我這人冇什麼本事。”他說，“我就會記數。”
方牧看著他。
“周師傅。”
“嗯。”
“他有冇有說，”方牧說，“這七個人是什麼樣的。”
老周想了一會兒。
“說了。”他說。
方牧拿出本子。
“您說。”
老周說：
“第一個，是外頭來的。”
方牧寫下來。
“第二個，”老周說，“是廠裡懂機器的。”
方牧寫下來。
“第三個，是懂法的。”
“第四個，”老周說，“是寫字的人。”
“第五個，”他說，“是他老婆。”
“第六個，”老周說，“是個女的。”
方牧抬起頭。
“女的？”
“女的。”老周說，“從他們那邊過來的。”
方牧把筆放下。
“第七個呢。”他說。
老周說：
“他冇說。”
方牧坐在那兒。
他把本子拿起來，看著自己寫的那五行。
外頭來的。
方牧。
他在紐約待了十一年。他是從外頭回來的。
廠裡懂機器的。
吳建國。
他在這臺機器上乾了三十年，公差差多少，他用手摸得出來。
懂法的。
趙振聲。五十六歲，虹口，一條領帶戴了二十年。
寫字的人。
何斌。他有一臺機器，五年前買的，一直不敢開機。
他老婆。
沈文華。她抄了八年，抄了五本本子。
從他們那邊過來的女的。
陶嵐。
三十七歲。
她在恒信簽了一百六十份複核，然後她在八樓坐了七年。
方牧的手停住了。
六個。
一個一個，全對上了。
他抬起頭。
“周師傅。”
“嗯。”
“他走的那天，”方牧說，“是二月十九號。”
“是。”
“他跟您說這話，”方牧說，“是二月十二號。”
“是。”
“他那時候就已經知道，”方牧說，“會有七個人來。”
老周說：
“他知道。”
方牧把本子合上。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博堯留下的那九樣東西，不是給一個人準備的。
是給七個人準備的。
九件東西，七個人。
每個人手裡，隻拿到其中的一段。
他把本子放回包裡。
“周師傅。”
“嗯。”
“第七個，”方牧說，“他真的一個字都冇提？”
老周想了很久。
然後他說：
“提了一句。”
方牧等著。
老周說：
“他說，第七個不用我說。”
“什麼意思。”
老周看著天花板。
“他說，”老周說，“到時候他自己會來。”
下午三點。
弄堂裡。
方牧把門板裝好了。
新的，比原來厚兩公分。
屋裡坐著四個人。
方牧。吳建國。何斌。趙振聲冇來，在電話上。
何斌把那臺小機器放在桌上。
“方先生。”他說。
“嗯。”
“我想發。”
方牧冇說話。
何斌說：
“三張臉，清清楚楚。”他說，“一個人的臉，還有一個人踹門的動作，全在裡頭。”
他停了一下。
“我今天問了三家。”他說，“兩家肯發。”
“哪兩家。”
“一家日報，一家網。”何斌說，“網那家說，標題他們想好了。”
方牧說：
“什麼標題。”
何斌說：
《八年前那個死在機器上的人，昨天有人來搶他的東西》
屋裡靜了一下。
方牧看著那個標題。
“寫得挺好。”他說。
“那——”
“不發。”方牧說。
何斌的臉一下就紅了。
“為什麼！”他說。
方牧說：
“因為你一發，他們第二天就發一篇。”
“發什麼？”
“發你五年前那篇稿子。”方牧說。
何斌站在那兒，不動了。
“發你寫一個姓王的保安，”方牧說，“發他後來丟了工作，發他兒子那年高二。”
何斌的嘴唇動了一下。
“那跟這件事，”他說，“有什麼關係。”
“冇關係。”方牧說，“可他們不需要有關係。他們隻需要讓你變成一個‘有前科的人’。”
他停了一下。
“你變成那樣的人，”他說，“你手裡這三張臉，就冇人看了。”
何斌坐下了。
吳建國一直在旁邊抽煙。
這時候他把煙掐了。
“方先生。”他說。
“吳師傅。”
“我認識人。”吳師傅說。
方牧轉過頭。
“虹口，閘北，都有。”吳師傅說，“都是以前廠裡的。打架的也有，討債的也有。”
他停了一下。
“三天。”他說，“我給你三個地址。”
屋裡冇人說話。
何斌抬起頭。
“方先生——”
“不行。”方牧說。
吳師傅看著他。
“方先生，”他說，“老周躺著。”
“我知道。”
“那三個人踹門的時候，”吳師傅說，“老周用背頂著。”
“我知道。”
吳師傅把手放在桌上。
“我這把年紀，我不怕事。”他說，“我六十一，我兒子三十六，他不要我管。我要是進去蹲幾天，我家裡冇人等我。”
方牧看著他。
“吳師傅。”他說。
“嗯。”
“我知道您不怕。”
他站起來。
“可是我們不能用他們的辦法贏。”
吳師傅說：
“為什麼。”
方牧走到白板前。
“因為我們手裡現在有一樣東西。”他說，“是他們冇有的。”
“什麼。”
方牧說：
“我們冇有做錯事。”
屋裡靜下來。
“他們改報告，拆硬盤，買債權，逼簽字，搶東西，去學校門口接彆人的孩子。”他說，“他們做的事，一件一件，都在紙上。”
他轉過身。
“我們做的每一件事，”他說，“也得在紙上。”
“隻要有一件不在紙上，”他說，“我們前麵的，就全白做了。”
何斌低著頭。
過了很久，他說：
“那我這個視頻，”他說，“怎麼辦。”
方牧說：
“交給我。”
“交給您？”
“複製三份。”方牧說，“一份給趙老師，進證據。一份給派出所，附在回執後麵。一份我自己留著。”
他停了一下。
“一份都不發出去。”
何斌把那臺小機器拿起來。
他拿在手裡，看了一會兒。
然後他把它放在桌上，推過去。
“方先生。”他說。
“嗯。”
“我買這個機器的時候，”他說，“是想當一個記者。”
方牧看著他。
“後來我不敢寫了。”何斌說，“五年，我一個字冇寫。”
他把兩隻手放在膝蓋上。
“今天我不發了。”他說，“可我拍下來了。”
他抬起頭。
“拍下來了，”他說，“也算寫了。”
晚上八點。
人都走了。
方牧站在白板前。
白板最上麵，有三行字。
不碰股價。
不造謠。
不走私力。
這三條是三月十二號寫的。
到今天，十七天。
這十七天裡，有人闖進來搶東西。
有人斷了兩根肋骨。
有人去學校門口接一個九歲的孩子。
方牧拿起板擦。
他擦掉了那三行。
然後他拿起筆。
在最上麵，寫了一行字。
等我們贏了，我們得還是我們。
寫完，他退後一步。
他看著這一行。
看了很久。
九點四十，箱子上的數字是：
23 : 02 : 55 : 41
方牧在白板上寫：
倒計時 23 天。
他放下筆。
屋子裡很靜。
他走到窗邊。
弄堂裡，傳達室的燈是黑的。
老周住院了。
門口那張小板凳還在。
方牧看著那張板凳。
一個人，在那張板凳上坐了十九年。
他在等七個人。
他等到了五個。
第六個是上個月來的，是個女的。
第七個還冇來。
方牧關了燈。
黑暗裡，他想起今天下午在白板上寫的那一行。
等我們贏了，我們得還是我們。
他忽然又想起另一件事。
小寶那張蠟筆畫。
九個格子。
前八個，是紅的。
第九個是空的。
那孩子說：
還差一個。
方牧躺在黑暗裡。
他閉上眼。
差一個。
那個是圍巾。
還有一個人。
那一個是第七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