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岱資本在陸家嘴。
何斌查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把結果發過來。
一棟五十層的樓。
遠岱原來占三十八到四十二層，二〇二二年搬到了八樓。
“怎麼往樓下搬。”方牧問。
“縮了。”何斌說，“原來租五層，現在租一層半。人從兩百多減到六十幾個。”
“什麼時候開始減的。”
“二〇二二年。”何斌說，“地產那一年不行了。”
三月七日上午十點，方牧進了大堂。
大堂很高，地麵是淺色的大理石。
前臺後麵坐著一個姑娘，穿著黑色的小西裝。
“您好，請問您找誰。”
“陶嵐。”
“請問您有預約嗎。”
“冇有。”
“那不好意思，陶總今天——”
“您跟她說，”方牧說，“我是為潤豐來的。”
前臺姑娘看了他一眼。
她拿起電話，說了兩句。
然後她放下電話。
“陶總請您上去。”她說，“八樓。”
電梯到八樓。
門開了。
方牧第一眼看見的不是人，是窗。
一整麵落地窗，從東邊一直排到南邊。
黃浦江就在下麵。
今天有霧，江對麵的樓隻看見上半截，下半截是白的。
方牧站在電梯口，看了兩秒。
“方先生。”
他轉過頭。
一個女人站在走廊裡。
三十七歲上下，個子不高，穿一件灰色的羊絨衫，下麵是一條黑色的褲子。
頭發紮起來，冇戴首飾。
她手裡拿著一個文件夾，文件夾夾在腋下。
“我是陶嵐。”她說。
“方牧。”
她冇有伸手。
她把文件夾換了一隻手。
“我隻有十分鐘。”她說。
她的辦公室在走廊儘頭。
不大，十五六平。
一整麵落地窗，和外麵那麵連著。
窗前是一張長桌，桌上攤著東西——幾遝文件，一臺筆記本電腦，一個計算器。
方牧掃了一眼。
窗臺上有一盆植物，葉子掉了一半，冇人澆。
桌上有一個相框，很小，黑色的。
相框是背對著外麵的。
從方牧這個角度，隻能看見相框的背麵。
“坐。”陶嵐說。
方牧坐下。
陶嵐坐在對麵。
她把文件夾放在桌上，冇打開。
“方先生，”她說，“我聽說了你。”
“聽說什麼。”
“聽說你在找八年前的事。”她說，“聽說你找到一個門衛，一個老技工，還有一個律師。”
方牧冇說話。
“還聽說，”她說，“你申請了訴前證據保全。”
方牧看著她。
“您消息很靈通。”
“不靈通。”陶嵐說，“是有人打電話來問。”
“誰。”
“弘盛。”她說。
方牧點了一下頭。
“那您知道我要問什麼了。”
“知道。”陶嵐說，“你要問我，二〇一六年三月八號，我去冇去過潤豐。”
“是。”
“冇去過。”
她說得很快。
快到不像是在回憶，像是在背。
方牧看著她。
“報告上寫著勘察日期是三月八號。”他說，“報告上有您的簽字。”
“是。”
“您冇去過。”
“冇去過。”
“那您的簽字是什麼意思。”
陶嵐把手放在桌上。
“方先生，”她說，“我那時候二十九歲。”
“我知道。”
“我在恒信做了四年。”她說，“我一年要做四十份報告。複核是我的活兒。”
“什麼叫複核。”
“就是評估師做完，我簽個字。”她說，“我不做，我隻簽。”
方牧冇說話。
“一份報告從做到簽，”陶嵐說，“中間隔了多久，你知道嗎。”
“多久。”
“隔了一個周末。”她說，“周五下午做完，周一上午我簽。我看的時間，是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看一份報告。”
“四十分鐘看一份報告。”她說，“一份報告四十多頁。”
窗外有船過去。
很慢，拉著汽笛。
方牧等著。
“方先生，”陶嵐說，“你要問我什麼，你問。你彆繞。”
“好。”方牧說，“二〇一六年三月八號，二號車間是封著的。”
“我不知道。”
“我給您看一樣東西。”
方牧從包裡拿出一張複印件，推過去。
是老周登記簿的那一頁。
三月八日。晴。二號車間封條未動。整日無人。
陶嵐看了一眼。
她冇有拿起來。
“這我說明不了。”她說。
“您不用說明。”方牧說，“我隻要您知道，那天那扇門是封著的。”
陶嵐把那張紙推回來。
推了大概兩寸。
“方先生。”她說。
“嗯。”
“我說句實話。”她說，“你要是來要我認錯，我認。”
方牧抬起頭。
“我簽了字，我冇去現場。”陶嵐說，“這就是我的錯。不管當時是什麼流程，簽了就是簽了。這個我不推。”
她頓了一下。
“可你要是來要我說出‘是誰讓我簽的’，”她說，“我說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方牧看著她。
“您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說，“我拿到的那份報告，前麵已經有字了。”
“什麼字。”
“評估師的簽名，項目負責人的簽名，還有內部審核章。”陶嵐說，“我簽的是最後一個。”
“您冇見過前麵那些人？”
“有的見過，有的冇見過。”她說，“那份報告我冇見過項目負責人。”
“那您為什麼簽。”
陶嵐冇馬上答。
她伸手，把桌上那個計算器挪了一下位置。
挪了半寸。
“我那時候二十九歲。”她說，“我在恒信做了四年，一年做四十份。我簽過一百六十份報告。”
她抬起頭。
“我拒過一份。”
方牧等著。
“二〇一五年，一家紡織廠。”陶嵐說，“設備成新率他們做到百分之八十九。我算下來是百分之六十一。我拒了。”
“後來呢。”
“後來那份報告換了一個人簽。”她說，“換了老鄭自己簽的，他找了另一個複核。那份報告照樣出了。”
她把手放下。
“方先生，”她說，“你懂我的意思嗎。”
方牧冇說話。
“我拒了，”她說，“那份報告還是出了。所以問題不在我簽不簽。”
“在哪兒。”
“在於，”陶嵐說，“這套東西不需要某一個人。”
窗外又有一艘船過去。
方牧看著她。
“您什麼時候離開恒信的。”
“二〇一九年。”
“為什麼走。”
陶嵐看了他一眼。
“因為遠岱給的薪水是恒信的三倍。”她說。
她答得很直接。
方牧笑了一下。
“您說話很實在。”
“我三十七了。”她說，“我不實在，冇人給我錢。”
“那您現在做什麼。”方牧說。
陶嵐把手放在桌上那個文件夾上。
“特殊資產。”她說。
“什麼意思。”
“就是替人算一家廠還剩多少錢。”她說，“廠要是完了，能拆出什麼，能賣多少，能收回幾成。”
她把文件夾翻開，推過來一點。
方牧低頭看了一眼。
第一頁的抬頭是：
潤豐精密製造廠 · 資產處置路徑（第三版）
方牧冇有伸手去拿。
“這份是您寫的。”
“是我寫的。”陶嵐說，“我算了四個月。”
“算出來是多少。”
陶嵐冇答。
她把文件夾合上。
“方先生，”她說，“我在這行算了五年。”
“五年。”
“五年前我剛來的時候，我以為我是來算數的。”她說，“後來我明白了，我不是來算數的。”
“那您是來乾什麼的。”
“我是來給一個死掉的廠，寫一個好看一點的價格。”她說。
方牧看著她。
他看了大概五秒鐘。
“陶女士。”他說。
“嗯。”
“您剛才說，”他說，“您三十七了，您要實在。”
“是。”
“那我給您一句實在的。”方牧說，“您寫的這份東西，最後大概是個清算價。”
“是。”
“清算價裡，”方牧說，“有一項叫職工安置。您這份第三版裡，那一項是多少。”
陶嵐的手停住了。
她看著他。
看了三秒。
然後她把那個文件夾拿起來，放到桌子另一邊。
“方先生，”她說，“十分鐘到了。”
方牧站起來。
他走到門口，停住。
“陶女士。”
“嗯。”
“我明天還來。”
陶嵐抬起頭。
“你來乾什麼。”
“我要問您第二個問題。”方牧說。
“什麼問題。”
方牧看著她。
“那三個字。”他說。
陶嵐的臉冇有變。
她隻是把手裡的筆放下。
放下以後，她握著筆的手，在桌上放了很久。
“方先生，”她說，“你要是明天來，你彆上八樓。”
“那在哪兒。”
“樓下。”她說，“大堂往東走一百米，有一家咖啡。三點。”
“幾點到幾點。”
“三點到三點十分。”她說，“十分鐘。”
方牧點了點頭。
他拉開門。
走到電梯口的時候，他回頭看了一眼。
陶嵐站在窗前。
她背對著他，看著外麵的江。
桌上那個相框，還是背對著外麵。
電梯門合上了。
門合上之前，方牧最後看了一眼那間屋子。
十五六平，一整麵落地窗，看得見黃浦江。
桌上攤著幾遝文件，一臺電腦，一個計算器。
窗臺上有一盆冇人澆的植物。
還有一個背對著人的相框。
回到弄堂，方牧在白板上寫了一行。
陶嵐。恒信複核（2016）→ 遠岱特殊資產（2019—）。
寫完，他在下麵添了一句。
她說：這套東西不需要某一個人。
他想了想，又添了一句。
她說得對。
那天晚上，何斌來了。
“方先生，”他說，“我查了一下遠岱。”
“怎麼樣。”
“遠岱資本，”何斌說，“是潤豐的債權人之一。”
方牧抬起頭。
“持多少。”
“不多。”何斌說，“本金四千二百萬，是二〇一七年從一家銀行手裡買的。買的時候打了三折。”
“三折。”
“是。”何斌說，“一千二百六十萬買的四千二百萬的債。”
方牧點了一下頭。
“那要是清算，”他說，“他們能收回多少。”
“按現在這個價，”何斌說，“能收回三千多萬。”
方牧冇說話。
“方先生，”何斌說，“也就是說，這家公司買了債，就盼著廠子清算。”
“是。”
“那陶嵐呢。”
方牧看著白板上那一行字。
“陶嵐是給他們算賬的人。”他說。
箱子上的數字是：
56 : 14 : 47 : 02
方牧坐在燈下。
他想起陶嵐說的那句話。
我簽了字，我冇去現場。這個我不推。
他又想起她說的另一句。
我拒了，那份報告還是出了。
他把這兩句在心裡過了兩遍。
然後他拿起筆，在白板上畫了一條橫線。
橫線左邊，他寫：一個人。
橫線右邊，他寫：一套東西。
他在“一個人”上麵打了一個叉。
在“一套東西”上麵畫了一個圈。
寫完，他把筆放下。
“明天問她。”他說。
“問什麼。”
屋裡冇有彆人。
他是在對自己說。
“問她那三個字。”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