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午間。
梁山伯與祝英臺用過朝食，又照常往藏書樓走去。
梁山伯側頭，問祝英臺：「賢弟今日讀什麼書？」
祝英臺想了想，道：「《史記》。」
梁山伯笑著問：「為何？」
祝英臺停下腳步，眼中帶著一絲促狹的笑意：「因為梁兄讀了一個月的《史記》，將整部《史記》都記誦了。我讀《史記》，若有不懂之處，便可隨時請教梁兄。如此，豈不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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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伯笑著點頭：「好，那賢弟便讀《史記》，若有不懂之處，儘管問我。」
祝英臺見他應得爽快，心裡歡喜，問道：「梁兄，你最喜歡《史記》其中哪一篇？」
梁山伯略一沉思，道：「最喜歡最後一卷裡的《貨殖列傳》。」
祝英臺的眼睛微微睜大，語氣帶著意外：「《貨殖列傳》？那是講做生意的。」
在她的認知裡，士人讀《史記》，最喜歡的要麼是《項羽本紀》的慷慨悲歌，要麼是《留侯世家》的運籌帷幄，要麼是《刺客列傳》的俠義肝膽。而《貨殖列傳》不過是太史公為商人作的傳，在整部《史記》中最是不起眼。
梁兄竟最喜歡這一篇？
梁山伯看著她意外的神情，笑道：「不隻是做生意。太史公在《貨殖列傳》開篇便引《老子》『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然後說，若必用此為務，則晚近之世，無異於閉塞民之耳目。
太史公不讚成老子的說法。他認為，天下熙攘，皆為利來，皆為利往，這是自然而然的，是阻止不了的。上位者要做的，不是禁絕貨殖，而是順應其勢，『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太史公這句話，把人性說透了。但他不隻是說人性逐利，他還說，逐利不是壞事，隻要取之有道，用之以義。
商人將南方的貨物販到北方，將北方的貨物運到南方。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可若冇有商人，淮南的人吃不到淮北的棗，淮北的人吃不到淮南的橘。商人讓各地的人都能用上遠方的好東西，讓農夫能賣出餘糧，讓織婦能買得起絲線。這便是『道』。
太史公寫《貨殖列傳》，寫範蠡三致千金而散之，寫子貢結駟連騎丶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寫白圭樂觀時變丶人棄我取丶人取我與。這些人，不是唯利是圖的小人，而是有智慧丶有眼光丶有格局的商人。
他們的『利』，不是從彆人手裡搶來的，是靠自己的本事掙來的。他們掙了錢，又能散財濟人，這便是『取之有道，用之以義』。」
祝英臺怔怔地看著他。
她從小受的教育，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她的認知裡，商人處在社會序列的最底層，甚至不如自耕農清白。他們追逐利潤，低買高賣，在士人眼中，是「不事生產而專事盤剝」的人，是被看不起的。
可梁兄說，商人也有道。
梁兄這番話，她從未在任何一部經典中讀到過，從未在任何一位先生口中聽到過。
她忍不住問道：「梁兄，你這些想法是從哪裡來的？」
梁山伯怔了怔。
他不能說前世的見識，不能說那個叫「市場經濟」的詞，不能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能說現代商業社會的種種理念。
他隻能將這一切歸於一處：「自己琢磨的。」
「自己琢磨的。」祝英臺輕輕重複了一遍，展顏一笑，「梁兄總是能琢磨出彆人琢磨不出的東西。那好，今日我便看《貨殖列傳》。待看完了這一篇，再從頭看起。」
梁山伯笑著點了點頭。
……
……
十餘天後。
日子過得真快。
這日午間，梁山伯與祝英臺照常在藏書樓裡看書。
此前祝英臺將《史記》的《貨殖列傳》讀完，又從《五帝本紀》開始從頭讀起。她讀得慢，每一篇都要細細琢磨，遇到不懂的地方，便等回到學舍再向梁山伯請教。
今日她讀到了《河渠書》。
《河渠書》是《史記》八書之一，專記曆代水利興修之事。太史公從大禹治水寫起，一路寫到漢武時的瓠子決口丶漕渠開鑿。篇中滿是溝洫丶堤防丶閘堰之類的術語，枯燥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