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文朗看著梁山伯：「山伯，為師且問你。你自入學以來，常在藏書樓裡讀書。這兩個月來，都讀了哪些書？」
梁山伯坦然答道：「回先生，入館頭一個月，我一直在讀《史記》，邊記邊思，從《五帝本紀》到《太史公自序》，整部《史記》已牢記於心。
讀完《史記》至今，我一直在讀《漢書》，亦是邊記邊思，從《高帝紀》始，依卷次而進，已記至《王貢兩龔鮑傳》。」
孟文朗看向他的目光微微一動。
一個月將整部《史記》牢記於心，這已是常人難及的事。一個月零幾天，將《漢書》記至《王貢兩龔鮑傳》，難度更大，因為《漢書》比《史記》更為繁複，好用古字，辭藻典雅。而且，梁山伯還邊記邊思。
但孟文朗冇有懷疑，知道梁山伯有這種能力。
孟文朗沉思了片刻，緩緩道：「好。你既然在讀史書，今日我便與你講講如何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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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伯忙欠身道：「請先生教誨。」
孟文朗的目光落在王術和顧雋身上：「你二人也仔細聽聽。這件事，我雖已與你們講過，但溫故而知新，再聽一遍，或許能有新的領悟。」
王術與顧雋同時欠身：「是。」
孟文朗問梁山伯：「你將《史記》背得爛熟，我來考你。太史公作《伯夷列傳》，為何放在列傳之首？」
梁山伯答道：「伯夷丶叔齊讓國而逃，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是太史公表彰節義。」
孟文朗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此是正解，卻也並非全解。表彰節義，確是列於首篇的應有之義。但你不妨再往深處想一層。
伯夷丶叔齊之事，太史公在傳中先引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句話，卻又舉出無數善人不得善終的例子，問『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他分明在質疑天道。表彰與質疑，看似矛盾，實則正是太史公的深心所在。」
梁山伯陷入沉思。
孟文朗道：「《伯夷列傳》放在列傳之首，在我看來，有一層尤為緊要的立意。它不是隻給一個答案，更是提出一個問題：善人為何往往不得善終？天道究竟公不公？
太史公將這個問題懸於列傳篇首，便是告訴讀史之人：史書不是記載『因果報應』的帳本，而是呈現人世間真實的複雜。若讀史隻為求一個『善有善報』的安慰，便辜負了太史公一半的苦心。」
他語氣稍緩：「當然，這隻是為師一家之言。你們日後讀得多了，或許會有自己的答案。」
接著，他話鋒一轉：「有此眼界，再去看人，便不同了。
你且細想李斯，他在上蔡當小吏時，見廁鼠倉鼠而感歎『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這是他一生信念的起點：環境決定人的高下。所以他西入秦，求富貴。這信念讓他成為秦相，也讓他最終淪為趙高的棋子。
再看沙丘之謀。趙高來勸他篡改遺詔，他先是嚴詞拒絕：『此非人臣所當議。』趙高先以五問讓他自認不如蒙恬，再一番威逼利誘，他便『仰天而歎』，從了。
你細品他那一歎。那不是被說服，是恐懼。他怕扶蘇即位後用蒙恬代他，怕失去到手的富貴。他當時認定什麼是對的，卻選了錯的。
最後看他臨刑前對兒子說的話：『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這句話為何千古傳誦？不是因為它悲涼，是因為它道出了一個真相：人到末路，想起的不是功業，是那些最尋常的日子。
李斯用一生換來的一切，到頭來不如上蔡東門的一隻黃犬。」
孟文朗停了停，對梁山伯問道：「你讀到這一句時，心裡想的是什麼？」
梁山伯沉默片刻，道：「我想的是，如果李斯在沙丘那一刻，能想起上蔡東門的黃犬，他還會不會做出那個選擇？」
孟文朗眼中閃過激賞：「這便是『看見人』了。你不是在評判李斯，而是走進了他的心裡。不過，為師也要提醒你，曆史中的人，比我們此刻看見的總是更複雜。
李斯那『一歎』，是恐懼，或許也夾雜著他自己都未必承認的，對另一種可能的最後一絲不舍。我們能做的，是儘力貼近，卻永遠不可自以為完全懂得了一個人。」
他總結道：「你以『體用』論修身致用，史學的體用也是如此。史之體，是千百年間無數人的興衰榮辱丶喜怒哀樂；史之用，不是從中總結幾條『教訓』當作教條，而是讓你在麵對自己的選擇時，能看見更多。